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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部影片中，成功所垂青的恰恰不是努力的人，不是勤勉工作的人，不是有才华的人。勤勉工作的技术工人面临栽赃陷害，“省城”总部一纸公文，他们最终只能集体下岗。“自愿加班”的马杰克永远只是组长，不会逢迎、没有关系，那就没有升迁；同时，他的人生只剩下工作，身体也完全崩溃。承担一切的外包工人无法享受任何福利保障，却往往是事故的“背锅侠”。“转正”只是“有机会”，饱受压榨之后才能明白，这无非是一张“画饼”；而真正能“转正”的，不是那些成绩突出的外包工人，而是在酒席上让领导开心的人，哪怕要付出身体的代价。

　　当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人力资源部之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做，公司完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同时还可以领一笔巨额的薪水。这实在令人联想到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提出的“狗屁工作”的论述——大量的工作毫无意义、浪费时间、降低效率。他试图提出的问题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什么没有带来休闲时间的增多，反而使人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他经由统计数据发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受雇于家政、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工人数量大幅下降。同时，从事‘专业、管理、文书、销售和服务的工人’数量翻了三倍，占总就业量的比例从四分之一增加到四分之三。”

　　胡建林调入的集团总部，正如我们在每一个“大厂”写字楼中都能看到的，充满了休闲和放松的空间，员工似乎享受着令人艳羡的福利（肩颈按摩、健身房、零食免费的茶水间，这三项几乎是“大厂”写字楼的标配。一般而言，前两项需要预约，名额紧张）。但是大量的休闲空间都被闲置，几乎无人享用；大量的员工“自愿加班”，夜晚的大楼依然灯火通明。笔者曾经在某知名“大厂”的一个几乎不用加班的部门做过调研，该公司按劳动法规定5点下班，但大家几乎都是7、8点才走，甚至更晚。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每天规定的机械劳动的任务量比较高，而且容错率较低，因此工作时长会被拉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该公司的晚饭是6点才发放，而如果更晚离开公司，则可以拿到打车补贴。

　　更值得注意的是，影片通过“省城”和“县城”构筑了一组二元关系。“县城”中是进行生产性劳动的制造业工厂，“省城”中是进行各项投资和资本游戏的总部。制造业工厂中是过着集体生活、团结协作，彼此之间亲如一家的工友；总部里是过着原子化生活、哪怕天天在一起、度过了最长的时光，但最终连朋友都算不上的同事。制造业工厂中工作和生活着的，是遇事可以集体行动、共同维护工厂利益的有情有义的“人”——就算是已经在省城中变身“成功人士”的胡建林也会“为了厂子”而甘愿冒险，坚守着朴素的正义；而在总部工作和生活着的，是遇事只考虑自己前途的“计算机”，同事被不公正地开除，也只能引发一声嗟叹——当企业以加薪收买了闹事的头目徐永森之后，徐永森马上倒戈，背弃了他的同道。制造业的工人筑造了整个产业的地基，最后得到的是微薄的薪水，蜗居在狭小的筒子楼里；总部的白领每天敲敲键盘，填写着自己制造出来的报表，就可以得到工人们几辈子也挣不来的酬劳。

　　通过时代的错讹来引人发笑，本就是喜剧作品常见的策略。我们当然可以说，让一个与“高贵环境”格格不入的小人物一路绿灯、运气大爆发地上升是一种套路，自然会带来观影的快感。只不过，在以往作品中常见的、试图激起观众站在一种所谓“先进”的时代中嘲笑落后的人的感觉，在这个作品中变少了，观众反而会感受到这种“先进”或多或少带有的虚伪性。影片恰恰通过这种错讹，让我们发现，那些光鲜亮丽的现代生活，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胡建林恰恰是那个保留了淳朴人性的孩童，戳破了这个光鲜的谎言。而从那个看似“落后”的时代中，我们会看到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胡建林的最好归宿——回到“县城”，担任工厂的副厂长。

　　可以理解，影片或许需要让作为至高裁决者的胡董事长来给整个故事画上一个大团圆结局。但“广进计划”是胡董事长批准的计划，95%已经完成的规模可没有众和工厂那300人的好运。在年会上，胡董事长坚持让丑闻视频播放完，很有可能是因为其中只涉及徐云峰一脉的人，并不牵扯自己。让众和工厂的300人回来，不仅重塑了集团形象，同时也保住了自己发家的门面。让徐云峰一脉、代表公司人事部门的人倒台，则很巧妙地将被开除员工的怒气都引向人事部门，重新维护了自己的权威；而将这一脉高管拉下马，又省了一大笔工资的开销。就算胡董事长有良善的初心，这也是一石N鸟。不得不说，好一个危机公关！

　　“年会不能停”本是胡厂长在1998年为了团结、鼓舞大家而发出的豪言壮语；但在2019年，在集团运营已经出现巨大困难并且大规模裁员的背景下，仍然花费巨资举办“年会”，营造出莺歌燕舞、海晏河清的大好局面，这实在已经不是1998年“新年联欢会”的目的和初衷了。或许还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影片时间起点的1998年大有深意，这是国营工厂工人大规模下岗的高峰期。胡厂长说不开除任何一个工人很有可能只是保持大规模下岗后的现有人员而已，更有可能仅是一种伪善的说辞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