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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剧对于观众来讲，带来的是欢乐和轻松；但是对于创作者来讲，却也伴随着不少的痛苦。喜剧对绝大多数观众来讲都是最简单直接的，笑了就是笑了，没笑就是没笑。董润年感叹，“我觉得喜剧对创作者而言是一个最直接的考验和压力，包括在写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想象这事到底好笑不好笑，或者自己写的时候觉得挺好笑的，但播出之后观众没笑，这都是很痛苦的。创作久了之后，压力就上来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飞速发展，喜剧的更新迭代也更加迅速。尤其是搞笑短视频的大量出现，使得观众“笑”的阈值被调得非常高。可能以前很多传统喜剧里边管用的方法在现在就不管用了，这其实是当下喜剧创作面临的又一个问题。

　　每个人对喜剧的感受不一样，“笑点”也不一样，一个作品要让所有人都笑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对此，董润年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创作者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有自己的局限性，不能妄图去讨好所有人。但是当你的创作足够真诚，也有可能会辐射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观众。”例如，《年会不能停！》虽然讲的是职场的故事，却收获了很多老人和小孩的喜爱。对此，董润年自己也感到很意外，“我觉得这可能也说明当我们认认真真地讲一个故事，把人物塑造得很清晰的时候，是有可能超越原本这个片子所对应的观众群的。”

　　最终，在长久的纠结后，董润年还是选择了优先保人物。在找到一个大的故事架构之后，董润年决定忘记自己是在做一个喜剧，先让人物正常地完成他们的戏剧任务，然后在一些喜剧感不足的地方，再进行一些技术性的处理，这使得这部电影呈现出另外一种喜剧的形态。“我觉得这次喜剧创作也给我一个特别大的经验。喜剧本身是一个需要松弛感的东西，虽然在创作的行为方式上我们是紧张努力的，但是在心态上我觉得要追求一种松弛感。”董润年自己总结道。

　　在《年会不能停！》中，最后年会的那场戏让董润年印象深刻。在拍摄这段重要的戏份时，演员们恰巧都大面积生病了，所以这场戏最终拆成了3次来进行拍摄，但整个一大段戏的调度又非常复杂，台上台下互动非常紧密。董润年说，“这一段拍摄非常困难，需要精确地计算演员的走位、灯光的配合等，但是最终拍摄剪辑出来的效果我觉得很满意。”董润年提到，这场戏中在台上表演的几位演员因为生病，体力很糟糕，常一条下来就得吸氧。大鹏甚至在台上差一点晕倒，为了让自己清醒，把手都抠破了。“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最终把这场戏给很好地呈现出来，我觉得第一是我对整个团队非常感谢，第二我自己作为导演，也觉得这是一个进步，让我对自己以后的拍摄产生了更多的信心。”

　　董润年：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之前做编剧的时候，我做的大部分还是类型片，喜剧也做了很多，所以对商业类型片本身我是熟悉的。对我来说，做导演跟做编剧最大的不同，还是编剧相对比较孤独，而导演必须与外界有更多的沟通。做编剧是在黑暗中摸索，因为整个世界只在你脑中，而做导演更多是一个团队在工作。我觉得导演最重要的是如何向其他创作人员准确地传递出你的想法，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大家共同把这个东西给呈现出来。做编剧的时候，我会倾向于闷头自己写就行了，但做导演你没法闷头自己导，你必须抬起头来，去说服别人或者被别人说服。这些是我觉得做导演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

　　董润年：我最早进入这行就是想做导演，这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大概上初中的时候，我在电影院里边看到了好几部让我很震撼的电影，比如《阿甘正传》《狮子王》《真实的谎言》等，当时确实是大开眼界，发现原来电影这么厉害，这么撼动人心。后来又看了《泰坦尼克号》和《情书》，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当时我觉得如果自己能够拍电影，让观众在电影院里产生像我看电影时那种震撼的感觉和细腻的情感，会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想做导演，所以本科也学的导演专业。

　　董润年：我曾经一度很怀疑自己，每次都是我自己觉得写得好的就不行，然后自己没感觉的，人家反而觉得写得好，我就在想是不是我没有这个天赋，并不适合干这一行？有一段时间我甚至陷入了一个比较抑郁的状态。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基本上不太出门，每天熬夜写到凌晨三四点，然后中午才起来，整个人状态非常不好。但是在我太太的鼓励下，我一直还在努力地写，大概是在写到第六个年头的时候，我觉得我才进入了状态。有一天下午4点多钟，我坐在我的写字台前面，写完了一集电视剧的剧本，当我合上电脑时，夕阳正好从窗户照进来，我当时突然觉得自己会写剧本了。我觉得编剧确实是一个技术活，除了你的想法和天赋以外，也有很多叙事的技巧需要学习。我比较相信1万小时理论，当你想成为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光有天赋是不行的，你得经过至少1万个小时的艰苦训练，你才能够成为这方面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