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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折发生在一年前 ，他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寒意。公司股价持续走低，一些老同事被“毕业”，自己的身体也出了问题，“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有一天正加班，腹痛像刀剌开了一样。”住院的日子，他常常在心里算账，“女儿每年国际学校学费25万元，妻子的商业保险加社保10万元，房贷......”他开始焦虑如果失业，这个家怎么办。出院后，他卖掉了所有股票，那些他用熬夜换来的资产，变成了房贷结清的凭证。他就这样被父亲、丈夫的身份推进了零负债的安全区。

　　被动转向零负债的现象，在中产群体中尤为普遍。作为高收入者，他们曾把负债作为杠杆，现在把零负债视为保底牌。第一财经新闻报道，有的一线城市夫妻年薪不菲、名下有学区房，但一家七口不想背房贷换大房，选择每月花近万元租房住；也有国企员工经历家人失业、自身工作变动后，为缓解还贷压力，卖掉唯一房产租房住。数据显示，全国重点40城35岁以上租客占比已逼近四成，杭州2025年36岁以上租客占比达31.4%，越来越多中年家庭开始将租房当作长期稳定的生活方式。

　　每当经济周期波动，就面临一次价值的重估。当“负债增值”的神话破灭，人们开始反思，那些曾经被社会推崇的“努力”与“魄力”，是否成为了周期的陷阱。袁旭得出的答案是：“这时候越努力越负债”，素材来自老家不足500米的小巷，扎堆开了几十家咖啡馆又很快陆续倒闭。他觉得这种内卷正是调整期的典型特征——投资渠道收窄，有限资金被迫涌向门槛低的行业，最终导致集体亏损，“其实上行期赚的钱还是风口的钱。”他的应对思路是：“不负债，收缩投资；同时提升认知，等待下一个周期。”

　　但陶夏和许多零负债者一样，内心也有别扭的感受，“主流肯定并不喜欢我们”。社交媒体上，一些关于# 零负债被盯上了#的话题讨论很多，人们一边把零负债捧成人生顶配，一边又在隐性排斥、规训他们融入负债消费的主流；在人们已经内化的资本主义逻辑里，不负债、不做消费链条里的 “顺从者”，还是异类。她在日常里也感受到了割裂 —— 同事一起点奶茶、聚餐、互相分享好物时会下意识避开她，在旁人眼里她是个“不好惹的抠女”，这层微妙的隔阂让她不舒服。但后来也不在意了，“真让我参与进去，我也不想。”

　　当人从被动还款的“机器”里脱离出来，更多的注意会放在生活本身上。小随在普通日常里挖掘幸福感：工作日下班后，在公寓楼下拎一份卤味回家，边追剧边打游戏；周末清晨蒸上一个红糖馒头当早餐，再搭乘公交车慢悠悠晃去公园散步，或是到山上泡上一壶茶，享受独处的时光。简单的生活悄悄矫正着她过去因挥霍而不断抬高的快乐阈值——从前追求“天天出去按摩、住腻了就换酒店”的奢华，现在觉得“地瓜粥配咸鸭蛋也有滋味”，她学着放大对生活本身的细微感知。

　　生活上，他把日常开销压到极致：他坚持轻断食多年，一天只吃一顿饭，几乎从不在外就餐，“早年在外吃腻了，现在胃口也不如从前”；他不碰任何理财，也绝不沾超前消费的工具。他的钱都主要放在提升精神状态的地方：“一个月买一件衣服，预算一两千元，上限能到一万元，比如一件合身的西装。”在他看来，穿搭不是被消费主义裹挟的选择，而是他的精神刚需，“穿得规整得体，能给我很强的自信。”另外的开销就是书，他很喜欢哲学，“能看透世界，提升认知高度”。

　　老板约谈陶夏即将裁员的消息时，陶夏的心非常平静。她计算着N+2的赔偿金规模，“15万元，2年不工作房租生活费都够了，还能去欧洲玩一圈。”于是，她带着意外之财开始了“躺平”的日子。刚休息的1个月里，她睡眠格外地好。3个月时间，她转完了欧洲，“世界那么大，太值得去四处转转”。回北京后，她又休息了2周。某天下午在家听歌，看到自己在一首歌底下的评论，时间是2017年。她愣了一下，突然感觉到了时间的剧烈流逝。第一个闯进脑海里的是：未来要怎么过？

　　放空的时间久了，一些难以回答的追问会找上门。比如这一生要如何过？如何过才有意义？就像燃烧，需要燃料，而最容易找的燃料是卷入各种“债”，然后在还债的过程里填补生命。陶夏感觉自己没有燃料，哪怕是西西弗斯，也能靠推石头变得完整，而她没有任何石头。零负债后解放了时间，却也暴露了存在的虚空。在无债的轻盈中，人们必须自寻“重量”，不然自由又会变成另一种漂浮。陶夏还没想到更好的落地方法，“人会因为自由再次感觉到不自由。”